2015年1月9日，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在京揭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带领团队凭借“移植后白血病复发及移植物抗宿主病新型防治体系建立及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7年3月7日，早晨7点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办公室，刚刚结束查房的黄晓军正在全神贯注地写一封英文电子邮件。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准时地坐在了办公室里。

利用黄晓军起身迎接、倒水的时间，我迅速浏览了一下他的办公室：不到6平方米的办公室，除了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两把椅子外，就是后面的两个堆满了各种书籍的大书架。

而我们的采访就从本报今年两会期间的特别策划——《追问“陈凯先之问”》开始。

“我是5日看了你们3月3日那期《追问“陈凯先之问”》的。

为了弄清问题，我又专门从网上搜索出去年两会期间你们报道的那篇《陈凯先之问》。

看了以后让我沉思很久，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沉重、兴奋。说实话，有很多感触。”

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天，当提起这个话题，黄晓军依然一脸的激动。而他的同事和学生们说，黄晓军尽管是一个性情中人，平时却很沉稳，不是一个很爱激动的人。

“看了这两篇文章之后，让我一下子回想起中学时代。”

黄晓军说，那还是在他读初中时一个春天的上午，学校突然组织全体师生在操场上学习一份文件。

“这在当时不多见。后来才知道那是校长照着《人民日报》几天前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所作的《科学的春天》的讲话。

除了照读那个讲话稿外，校长还向我们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科技成就和百废待兴急盼科技人才的社会背景。”

虽然那时还小，但黄晓军能感受得到那段时期和此后几年里，全国上下都散发着崇尚科学的气氛。而这种气氛最初可能是在科技界内部，但后看来慢慢地扩散到整个社会——从高校到中小学，后来深入到了工厂和农村，科学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黄晓军还依稀记得，“文革”后全社会掀起新一轮尊师重教之风，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形成的。

而那时，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你只要问他以后上大学学什么，在大家还分不清科学分类的情况下，很多人的回答多是“当科学家”。

黄晓军后来选择学理科，就是受到那种氛围的影响。

看到去年陈凯先院士与本报记者的对话和今年《追问“陈凯先之问”》系列报道，黄晓军似乎觉得心里一下子轻松起来，“两会关注这样的话题，让我觉得中国很可能迎来科学的第二个春天。”

黄晓军也承认，说“科学的第二个春天”不一定确切。

因为自1978年迎来“文革”后第一个“科学的春天”以来，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不断前进，比如航天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30年来，中国一直都沐浴在科学的“春天”里。

不过，黄晓军也认为，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更多关注对物质世界的追求。

“退一步说，你可以不知道科学家名字，但对科技取得的成就应该了解。”

黄晓军总会有一种期待：希望中国能迎来全社会崇尚科学“第二个春天”，而这个“科学的春天”不只属于科技者群体，而应该属于全社会。只有全社会都崇尚科学，国家才可能真正走向富强。